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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故事—抗战老兵刘怀斌

刘怀斌(原名刘振英),1920年农历二月初六出生于宜君县尧生镇东舍村。1937年底在赵寿山部队三十八军独立四十六旅四十二团直属炮兵连当兵,在河南、山西一带抗击日寇七年多,参加过江峰、中条山、吉山等战役,尤其是中条山战役,亲眼目睹抗日英雄们跳黄河的场景,是此次战役中少数幸存者之一。战争中刘怀斌右眼受伤失明,双耳听力丧失,1945年因伤残回乡务农。

新婚从军上战场

刘怀斌家里四兄弟,他排行老二。家里没有耕地,父亲长年在外给地主家扛长工。留在他童年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饥饿。“闹饥荒之前,多亏父亲带领我们四兄弟打了六七百斤酸枣,晒干储藏起来,在石碾子上压成粉末,和上野菜做成菜团子,才保住了一家老少的性命。

当年,他家所在宜君县常年有红军及游击队活动,属于白区与红区的抗拒区。刘怀斌哥哥刘怀德早年撇下妻子和三个孩子去陕北参加了红军。1937年11月17日,17岁刚刚新婚18天的刘怀斌早上刚起床,拉壮丁的保长就带兵进了门,说:“你家能出人参加共军就能出人参加国军。”于是他就被抓壮丁当了兵,这一去就是七年。

刘怀斌先是在韩城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团长张英三是渭南人,后在三十八军独立四十六旅四十二团直属炮兵连,司令孙蔚如、军长赵寿山、旅长杨富臻(音),后来团长为东北人王训成,直属炮兵连长朱孝德是安康人。“其间番号变了很多次。我还记得部队所用武器装备为八二迫击炮,四人一门炮。我是炮手。”刘怀斌从军期间参加过民阳镇、各头庄、苇子沟战役。

在各头庄战役中,担任炮手的刘怀斌正在单睁右眼瞄准准备射击,突然一颗炮弹落到身边不远处,随即冒起浓浓的黄色烟雾,“我大喊毒气弹,接着右眼一阵刺疼,就再也看不见。烟雾散去,身边倒下一片兄弟,许多人再也没能起来。”刘怀斌说自己失明一只眼睛依然是幸运的,因为许多战友因此丢了性命。

陕西愣娃

刘怀斌开始驻防在渭南的韩城、合阳一带,之后从合阳渡过黄河到达山西省。1936年8月上了山西的中条山。“虽然日军武器先进,进攻势头很猛,但我方严密防守,兄弟们个个英勇抗战,寻找每一个反击的机会。”刘老回忆道,“自己所在的部队当年9月份在临晋县伏击日军十四辆车,大获全胜;1938年1 1月,三营长赵洪福是咸阳乾县人,带领一群陕西兵,两袭伍姓湖驻地的日寇,第一次获大胜,第二次虽然不理想,但士兵们英勇抗敌的气势,让山西群众和兄弟部队竖起大拇指称赞大家为‘陕西愣娃’。”

1938年腊月,四十九旅两个团在一百多里的战线上抵御日军,战斗打得很惨烈,团长的太太被打死在五老峰上。腊月初八那一天,刘怀斌在突围时右臂摔伤骨折。“当时胳膊带着夹板,还坚守在阵地上。”

当时猗氏县有一支千人游击队,队长是王训成,后来随着队伍壮大升任为团长。闻讯驻守将士被围困,随即前来增援,最后一起冲出包围,安全到达平陆县后李村、辗转战斗在西侯村、雁吉村一带。

愣娃跳黄河

作为陕西愣娃跳黄河的见证人,刘怀斌老人认为网络流行的“八百壮士跳黄河赴死取义”的观点是偏激的。他说自己始终认为陕军战败被围后,士兵跳河不是自杀,而是为了生存,为了活下去继续抗日。刘怀斌老人回忆道:“跳河的士兵人数加起来很多,但一次集体跳得最多200多人。”1939年第四集团军战败的时候,有士兵跳黄河求生;1941年,第五集团军、十四集团军战败的时候,士兵也有跳黄河的,每一次场面都很惨烈。“一个新兵营的士兵,大部分是富平人,枪还没拿到手,每人只发两颗手榴弹,最后在肉搏战中,全被日军用刺刀挑死了。”

刘怀斌说,那是在山西平陆县,1939年6月6日,又称“六六战役”,那次战役失利了,他们驻守的东面是山梁,南面是黄河,士兵被包围后夹在了中间。部队士兵被打散了,他们也没有援兵。当时部队和日军打了三四天的仗,军装破烂不堪,有些士兵直接穿着短裤,整个队伍包括军长李兴中在内全被日军围住。在战场上大家没有吃的也没有水喝,有些士兵实在忍不住了,就爬到黄河边,喝黄河水,水里全是泥沙。最后士兵们退守在黄河边上,大概有十几个人。“都是我们部队的,有炮兵连的,还有步兵连和二连等其他连的,许多人都被打蒙了。被围困的士兵有些就跳黄河、跳崖。我亲眼看到士兵跳入黄河中,咕嘟嘟一下就不见了,咕嘟嘟一下又一个不见了。”

“也有跳黄河活下来的。许德荣(音)和丁都成(音),一个是永寿县的,一个是富平县流曲段家铺(音)的,他俩和我一个连,其他人我就想不起了。他们游过了黄河,后来还和我讲述了经过。说他们头顶着石头,或者怀里抱块石头,从水底下潜水向对岸游。撑不住了,就跳出水面换口气,然后又潜下水面。就这样逃到了黄河岸边。他俩还真有本事。”

刘怀斌老人说自己当时没有选择跳黄河,因为一摸黄河水,发现还是很冰凉,考虑自己右臂和臀部及腿部都刚刚受伤,而且只有一个眼的视力,这样下水体力绝对撑不下来,如果遇到四肢抽筋,必死无疑。最后他躲在草丛中,然后借机突围到一个大塬上,和几个士兵会合后,就沿着沟往北走,绕道到敌后。“看见日军的工事,还有日军锅里的剩饭。大家饿了几天了,都想吃。有兄弟说怕是有毒吧,我想日军不会想到我们会突围到敌后吧,就没管那么多带头吃了起来。”

在突围的路上,刘怀斌和战友饿坏了,就揉搓出还没成熟的麦粒和着刚刚成熟的杏一起吃。很快在一位赵排长带领下,找到了军部,再由杨旅长整合残部后,保护军部冲出日军包围圈。“记得一起冲出来的还有个战友叫王志恒,是三十八军特务营的。”后来笔者联系王志恒老人时,被告知已去世半年了。但刘怀斌老人的叙述确有其事。

光荣退役

1945年农历二月,部队鉴于刘怀斌的伤残程度已经不适合参加战斗,批准他退役回老家务农。回到家里才知道妻子一直等着他。刘怀斌说自己右眼失明,两个耳朵听力严重下降,身上还有多处枪炮伤痕,几乎是个废人了。妻子安慰他,只要活着同来,就是幸运的。

“我爸在生产队里一直是个好劳力。从不对外人说自己打仗的事情。”刘怀斌的儿子向笔者说。回家不久,刘怀斌又找到了失散的嫂子和三个侄儿,把他们接回家,担负起养活两家人的重担。他只说自己哥哥是共产党,在陕北干革命一定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如今刘怀斌老人和儿子刘远平住在一起,有志愿者上门要给他帮忙办理抗战老兵的社保,落实优抚政策。刘怀斌老人摇着手说:“和我一块去的28个人,死了26个,他们想啥了?我能活下来,就比啥都强。现在啥都不想了,和死了的战友相比,我都好到哪里去了。”

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们向刘怀斌老人授予了一枚金色的纪念章,刘怀斌老人称,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心灵慰藉,他要一直佩戴在胸前。(刘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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