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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故事—红色交通员史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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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建立了三条秘密交通线:东路交通线沿陇海铁路到华阴车站,渡过渭河经朝邑、澄城两县,过黄龙山至洛川进入边区富县、茶坊一带;南路交通线经过川陕边大巴山通往成都、重庆,与重庆中共代表团联系;北路交通线经铜川黄堡镇,在韩古庄、马咀一带过封锁线,进入柳林、庙湾翻越老爷岭到关中特委所在地马栏。

北路交通线是连接西安与陕甘宁边区距离最近的一条交通线。从1944年下半年起,这条交通线由杨济安、史剑北负责,交通线上的联络点设在铜川史家原、冯家桥。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地下交通员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创造性的智慧,通过碉堡林立的封锁线,取送情报、资料、密码和经费,接送往返下部、家属和进步青年,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光荣任务。

史乾,就是这条交通线上的一名“红色交通员”。

1944年秋,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备受生活的煎熬,期待着庄稼新一茬收成。

一天下午,一位年轻小伙疾步走进黄堡史家原村。小伙子名叫杨济安,是中共地下交通员,肩负着一项秘密任务,有一封重要信件要送往边区关中特委和中共陕西省委所在地马栏。他是以看望外婆为名乘火车从西安回到家乡的。

听说舅父正在地里收割禾草,杨济安也来到地里帮忙。舅父姓史名乾,是村子里吆头牯的好把式,经常跑子午岭一带,去过马栏。杨济安一边下活,一边转弯抹角向舅父打听去马栏的路径:“我有个堂兄叫杨杰,在马栏做生意,我想去看看,不知路怎么走?”

一提到马栏,舅父不由警觉起来。史家原村地处陕北高原南端,和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交界。抗战以来,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胡宗南数十万大军不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却驻扎在边区交界线上,构筑碉堡,设立岗哨,建立了千里封锁线。老百姓迫于生计,常常赶牲口驮上瓷器、棉花、布匹等日用品,胃险经过封锁线,到边区换回盐和粮食以补贴家用。去的人多了,边区人民安居乐业、军民团结等消息就慢慢传开了。史乾也常随乡亲们到边区驮盐,亲眼看见过共产党、八路军的所作所为。近年来,国民党企图把共产党困死、饿死在陕北,对封锁线把守越来越严密,沿边界的老百姓可遭殃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除了向老百姓派粮、收缴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以外,还经常拉牲口运送粮草、物资和家眷,这种“流差”长年不断。在国民党军队枪托和刺刀的威逼下,老百姓吃尽了苦头,有时他们将支差的人打跑,把牲口变卖侵吞,或者将人拘留,逼迫家人赎回,不知道有多少家庭因此而倾家荡产!

舅父说:“史家原距离马栏有120多里路程,尽是陡坡、深沟,崎岖难行,加上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在韩古庄、马咀、生寅、焦坪一带边界筑有武装碉堡,岗哨林立,搜查很严。”

杨济安执意要去,舅父见劝不住,便说:“这一带活埋过境青年的事经常发生。你个学生娃,容易引起岗哨怀疑,一旦被他们抓住,如何是好?还是让舅替你跑一趟吧!”

杨济安知道舅父痛恨国民党,敬重共产党。舅家祖祖辈辈以耕种为生,外爷史采风,曾是清朝光绪年间的拔贡,任过同官县一高的校长。辛亥革命后担任靖国军参谋,靖国军失败后,回家务农,早年去世。舅父兄弟四人,他的大哥早死,小弟史剑北在外读书,舅父和二哥在家种地。因家口重,生计艰难,一年忙到头不够吃。加上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贪官污吏敲诈勒索,老百姓叫苦连天。

有一年,国民党加紧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抢修碉堡壕沟的同时,又大举调动军队,催逼老百姓赶牲口向洛川一带运送军粮,准备进攻边区。这一年正轮到二舅当甲长,县上向村里派差,村民们对这种没完没了的劳役恨透了,于是,大家合计采取“抗”的办法。当时,正是种麦的大忙季节,村民们抢种麦子,到了该交差的那天,村里一头牲口没有派出。第二天,县警察局的两个差役气势汹汹地来到村上查问,人们都下地干活了,适逢小舅史剑北从西安回来,出面同差役交涉,差役们不由分说举起枪托就打。二舅和村民们闻讯回村救护,差役又用枪托打起二舅。看到自己的二哥被打,史乾义愤填膺,大喊一声:“乡亲们,快打这伙害民虫!”乡亲们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打得差役喊爹叫娘。一个差役躺在地上装死,想吓唬大家,史乾喊“死了好,死了没对头,官司好打”,这个差役看势头不对,爬起来就跑。

第二天早晨,十几名军警荷枪实弹,来到村里,把史乾和史剑北一并抓到县里,关进牢房,经人营救,史剑北脱险,史乾被打了四十大板,放了出来。

事后伪保长又告二舅私通八路,聚众闹事,应作为主犯惩办。二舅闻讯逃往宜君下了煤窑。差役抓不着二舅,第二次将史乾抓进牢房,几次过堂审问,什么也得不到,又把他放了出来。从此,对国民党的仇恨深深地刻在了舅父史乾的心上……

望着外甥沉思的表情,史乾多多少少看出来一点门道。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后,在泾阳县云阳镇,八路军办了一个炮厂制作军械,邻近县的老百姓常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史乾也去送过煤和制枪托用的木材,八路军待人和气,买卖公平,更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了解。再加上小弟史剑北从外面回来,也常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他猜测,外甥杨济安和小弟史剑北都是共产党的人。

“怎么,你还不相信舅吗?”史乾蹲在田埂上,点上一袋烟。

杨济安终于说了实情:“我这次回来,组织交给一项特殊任务,要把一份重要信件送到马栏,还要带重要文件出来。”

果然是共产党的要紧事,一刻也不能耽搁,史乾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要是信得过我,我就替你们去办好这件事。我一个农民赶上牲口容易掩护,路又熟,保证把信送到,把东西带出来。”

杨济安郑重地掏出一个火柴盒,严肃地说:“信就在这里面的夹层中。这封信很重要,切不可落入敌人手里,要人在火柴盒在!”

接着,他给舅父交代了到马栏后要找的联系人,说:“我的化名叫‘安继良’,你到马栏后就用这个名字接头,还要说明我没有亲自去的原因。”

史乾郑重地点点头。甥舅俩又商量起如何应付敌人的办法,约好取文件的时间。临走时,杨济安将一盒香烟塞进舅父手里。

“喔喔喔……”

鸡叫头遍,史乾起身赶着牲口上路了。

在黑暗中行走,对于脚夫史乾来说并不紧张,紧张的是头一回为共产党干事,生怕把事干砸了!昨晚,他将外甥杨济安交给他的火柴盒装在棉褂子的口袋里,并让家里准备好上路的干粮。

出村三四里到黄堡镇,穿过咸铜铁路,经过二里多的街道,沿街西头的公路向南走三里到了新村河,由这里上原,经过凤凰村、上安村,大约走了三十多里路程,天已经放亮,前面就是韩古庄,敌人在这里设有炮楼和关卡。

一路上,史乾反复琢磨着对付岗哨的办法,想着济安的叮咛,决心拼死保住“火柴盒”。快到炮楼了,为了给自己壮胆,他便高声唱起秦腔戏词来:“为王的坐椅子,嗯哎唉嗨哟,脊背朝后……”

“干什么的?”哨兵喝问。

“驮盐的!”史乾大声回答。

哨兵端着刺刀,走上前来,恶狠狠地问:“是驮盐的吗?”

史乾指着牲口鞍子上的口袋说:“你看!”

哨兵使劲拉扯史乾的棉褂子,在他身上胡摸乱捏起来。史乾急忙从口袋里掏出纸烟,递给哨兵一根,拿出火柴给他点上,点完烟后将火柴盒紧紧地握在手中。哨兵没有搜出东西,便审问史乾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史乾一一做了同答。趁空又递上一根纸烟。哨兵见烟盒里没有几根纸烟,不耐烦地摆摆手,说:“走吧!”

史乾扬鞭答声“嘚!驾——”赶起牲口,朝解放区奔去。

马栏位于子午岭的崇山峻岭中,一条街道纵贯南北,马栏河从中间流过。河西南边的半坡上有两排土窑洞,那是关中分区机关所在地。坡跟底下是关中分区大礼堂。

史乾牵着骡子来到特委门前,对门口的守卫说:“我是来找汪锋的,你给我通报一下,就说西安的安继良来啦。”

一会儿,守卫跑了出来,领着史乾向里面的一排窑洞走去。这时,一个三十多岁、中等身材、方脸庞的男同志从中间的一孔窑里走来,没等史乾开口,便问道:“你是安继良吗?”

“你是……”怕找错人,史乾不停地打量起这位同志。只见他身穿八路军制服,举止敏捷,态度和蔼。

“我叫汪锋,就是你要找的人。”那人说。

“哦,你就是汪锋……”没等史乾把话说完,汪锋赶紧招呼史乾进窑洞。

卸下牲口鞍子,史乾跟汪锋进到窑里,说:“我不是安继良,我是安继良的舅父。”

汪锋有点诧异,等史乾说明情由,他才放下心来。询问了史乾个人的一些情况,汪锋说:“你这个舅真替外甥操心啊!”他连忙吩咐通讯员:“今天加一个客饭。”并让通讯员将史乾的牲口牵到街上店里去喂。

通讯员出去后,史乾取出“火柴盒”,递到汪锋手中。汪锋小心翼翼地打开火柴盒,从夹层里取出折成指甲盖大小的信纸,慢慢展开,有烟盒那么大,上面写得密密麻麻的。捧着信,汪锋同志说:“这分明是一件珍品,好家伙,像蚂蚁爬过似的,还真不好认哩!”他仔细地看了又看,看着看着,汪锋脸上露出惊奇的笑容,自言自语地说:“了不起!你给咱们办了一件大事!”

汪锋又询问了通过封锁线的情况,吩咐史乾不要到街上去,他说:“哪里有共产党,哪里就有国民党,防止潜藏在这里的特务盯上你。”

吃饭的时候,通讯员给史乾端来一大碗猪肉大烩菜和几个白面馒头。史乾谦让地说:“我自己带有干粮。”汪锋同志亲切地说:“别客气,这是咱们自力更生、自种自养的,吃吧!”史乾美美地饱吃了一顿。

饭后,汪锋带史乾在院子里散步。院子里有一片菜园子,史乾头一次看到西红柿,是那样鲜红、饱满。汪锋同志见他稀奇,顺手摘了一个递给史乾:“没吃过吧,尝尝!”史乾咬了一大口,觉得味道特别怪,不习惯,他把剩下的悄悄装进褂子口袋里,汁液把衣服浸湿了一大块。

晚上,他们和衣睡在土炕上,史乾睡里边,汪锋睡外边。史乾注意到,汪锋睡觉时把枪夹在腿中间,双手抱定,这分明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嘛!

第二天,汪锋将一个油纸密封的小包交给史乾。他说:“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路上要保护好。”

史乾把它紧系在腰带里,装了几口袋盐就返回了。

在距离炮楼不远的地方,史乾坐下来歇息。他解下腰带,取出油纸包,然后脱下布袜子,将油纸包放在袜底。农民的袜底就像现在人们用的鞋垫,甚至比鞋垫还结实,袜子脱下来硬邦邦的,像个半高筒雨靴。油纸包藏好后,他放心地赶上牲口向炮楼走去。

“站住!”哨兵站在炮楼边厉声喝道。

史乾闻声站住。这回,哨兵在牲口的驮子上搜了一遍,又来搜史乾身上,解开他的大腰带,脱去棉褂子,胡摸乱抖擞。哨兵让史乾脱鞋,眼看担心的事就要发生了,史乾心里十分紧张,但他故作镇静,慢慢脱下鞋,穿着袜子站在地上。

哨兵恶狠狠地说:“把袜子也脱了!”史乾急中生智,大把捏住袜子硬底的油纸包,把袜子从脚上攥了下来,筒口朝下抖了抖,袜子里的臭气冲得哨兵直皱眉。哨兵厌恶地转过头去说:“滚,滚!”

史乾不慌不忙地穿上鞋袜,赶上牲口,大摇大摆地朝回家的路上走去。后来他才知道,这一次带出的东西,是地下党和党中央联系用的密电码。

回到家里,史乾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共产党干革命,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这一次自己不也为革命做了点事吗?他暗自高兴,干起活来分外带劲。家里人见他乐呵呵的样子,还以为他这次驮盐赚不少钱呢!

此后,史乾常常揣摸着一桩心事,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个问题,自己是个农民,文化浅,家口重,不知能不能参加革命?参加革命,那可是把脑壳掖在裤腰带上的事啊!可一想起这艰难的日子,想起所受的欺压和苦楚,他暗自铁了心:“豁出去了!革命只要要我,我就干!”

按照约定的时间,杨济安回来了。看到舅父带回来的油纸包,他紧紧握住舅父的双手。

随后,杨济安问了问路上的情况和边区的情景。史乾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向外甥和盘托出自己的心思。他问外甥:“你说舅行吗?”

杨济安高兴地说:“你有决心,我看行。我跑西安到同官这一段,你当通过封锁线的交通员。过封锁线,你比我条件好。我们架一座看不见的桥,把西安和延安连起来,不过这是件大事,我定不了,要向领导汇报了再说。”

送杨济安出门时,史乾还再三叮咛外甥记着这件事。

1944年底,史乾收到杨济安的来信,催促他赶快去趟西安。这准是和上次送信有关,兴许,自己托外甥办的事也应该有个眉目了。史乾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顾不得天寒地冻,冒着鹅毛大雪,迫不及待地买上火车票就出发了。

一见舅父,杨济安告诉他说:“地下党领导人要见你。白天不方便,等天黑以后,我领你去。”

傍晚,他们来到鼓楼西边的一个商号。进了后门,来到一处小院,一位个头不高、身体发胖的男子迎了出来。他穿一身黑制服,大眼睛,看上去十分气派。经杨济安介绍,史乾知道,他是李先生,是杨济安的领导。

回到屋里,李先生招呼史乾坐下,倒上一杯水,他们便攀谈起来。李先生仔细询问了史乾的家世和个人的状况,说:“你第一次带情报过封锁线,任务完成得很好,今后你愿意为革命继续工作吗?”

史乾说:“愿意,我都想好了。”接着他把自己受欺压,日子过不下去,想参加革命的心事向李先生表白了一遍。

李先生说:“干革命是有危险的,一旦出事,会坐牢、杀头,也会连累家里人,你不怕?”

史乾说:“我没干革命他们都抓我、打我,不同他们干,头颅也长不牢,日子也没法过。”

看到李先生不再言语,史乾连忙发誓说:“头可断,血可流,党的秘密绝不暴露。”

李先生满意地笑了,他郑重地告诉史乾:“延安来电报了,上级已正式批准你为北线交通员。你家就是咱北路交通线上的据点,你的代名叫‘石生财’,今后,你就用这个名字到马栏去联系。‘安继良’是你外甥的名字。”说着他指了指坐在一旁的杨济安。

这一天晚上,史乾住在外甥媳妇高秀芳的家里,兴奋得睡不着觉,糊里糊涂苦熬了几十年,现在把自己和革命连在一起,怎能不高兴呢!

离开西安前,李先生交给一大包材料,为了好带,史乾把它分成三小包,贴身围在腰里,外面用宽布腰带扎住,平安地到了家。

过封锁线的前一天晚上,等妻子儿女熟睡后,史乾拆开贴身穿的旧棉袄,把材料夹在背上的棉套子里重新缝好,备好干粮,合了一眼,鸡未叫就上路了。

从新村河上原,穿过凤凰村、上安村,天不大明便顺利通过了韩古庄炮楼,到了吕村河,涉过沮河,经柏树原和七里坡到柳林镇。柳林镇有一个解放区靠近蒋管区的贸易点,史乾歇脚打点后继续北上,来到号称“七十二道脚不干”的西川河,这里河道弯弯,水流潺潺,泥泞难行。再往前就是老爷岭,老爷岭山峰高耸,石崖错落,全是石头山路,崎岖不平。尤其是半山腰有一段山坡叫“鸡儿架”,坡陡路窄,单人行走都很困难,何况还赶着牲口呢?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深不见底的山沟,连尸骨都无法寻找。沿路山沟里到处挂着牲口的干尸,看上去让人毛骨悚然。“脚户路过鸡儿架,没有一个不怕怕,走到半坡往下看,骡马尸骨挂山间,真似阎王砭,一点不虚传。”这是路过这里的脚夫们流传的一首歌谣,用来形容山坡的险峻。

这段山路有十多里长,当时正是数九寒冬,大雪之后坡陡石滑,步步艰难。牲口每走一步,史乾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来到牲口容易打滑脱蹄的险道,他脱下外面穿的破棉褂子铺在路上一步一挪,让牲口安全通过。到了山顶,史乾已累得汗流浃背,本想松口气歇一歇,但山顶风大,湿汗经北风一吹,寒冷难忍。史乾不敢歇息,穿好棉褂子,系好腰带,急忙赶路。

从老爷岭往西有三十里弯弯曲曲的沟渠湾直通马栏,路很窄,中途碰上对面有人来,一人就停在边坡上,另一人才能通过。经过艰难跋涉,马栏在望,站在边区的溪流旁,史乾心里顿觉舒坦,走着走着,便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现编的乱弹:

我老石进边区,

嗯哎唉嗨哟!

下沟上原又爬山,

穿过七十二道脚不干。

老爷岭,鸡儿架,

你再险来我不怕,

沟渠湾,虽难走,

我的乱弹不离口。

越走越觉心舒坦,

兴高采烈进马栏。

到了地委,见史乾走来,汪锋远远地就向他打招呼:“老石兄,你来啦!快进来歇歇。”史乾高兴地说:“老哥,你好!”

在与汪锋同志交往的日子里,他们总是亲热地互称兄长。

递交了情报,吃过客饭,晚上,汪锋要带史乾到地委礼堂去看戏,说:“老石兄,走,看戏去!”

史乾怕麻烦他们,推脱不去。汪锋同志亲切地说:“老石兄,你们在白区担惊受怕,回到边区,就是回到了‘家’。”史乾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高高兴兴地跟同志们来到大礼堂。

礼堂的凳子全是栽在地上的木桩子。木桩子有两把来粗,上边横着钉一块檩椽,人坐的一面刨得很平整,坐着也挺自在,而且一排比一排高一点,后边的人也看得清楚。当晚演的是《逼上梁山》,见史乾对台上的表演似懂非懂,汪锋不时地给他讲解剧情。看完戏回到住处,汪锋向史乾了解了很多白区的情况和他家里的情况,讲了怎样保守党的秘密和许多革命道理。对于史乾这个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大老粗来讲,汪锋同志的每一句话都说在他的心里,让他感到新鲜、亲切。史乾老在想,汪锋与自己年龄不相上下,为什么能懂得那么多的革命道理呢?他打心眼里敬佩汪锋同志。每次到边区,史乾总想一眼就瞅到汪锋同志,他的心里充满了喜悦,这个受了半辈子苦的庄稼人,在白区被人看不起,受尽欺压,今天回到“家”里,领导和同志们都热情和气地接待他,他怎能不感到温暖呢?

由于任务繁忙,史乾赶着牲口经常出没在山道上、河渠旁。除了传递情报、资料、文件外,还护送过不少同志进入边区。

有一次,从西安来了四名青年学生,要通过封锁线到延安去学习。他们来后暂时住在冯家桥冯明学家里。冯明学是地下党员,他家是地下党的另一处联络点。为了缩小目标,不被敌人注意,史乾一天内分两次走两条路线,把他们安全送过封锁线。第一次先送两人,通过韩古庄炮楼,到达柳林镇后返回,这里已是解放区,安全没有问题。第二次又送其他两人,通过马咀炮楼,当晚他们住在柳林街上的旅店。第二天,给他们指明道路,他们北上,史乾便折返回家了。

又一次,一位妇女同志带着两个孩子通过封锁线,一路上她骑着骡子,怀里抱着小孩子,骡子屁股上坐着大孩子。上老爷岭时,小孩吓得不停地哭喊,史乾一边哄他们,一边用手推着后面的小孩,生怕他掉了下来,终于把他们母子平安地护送到马栏。

1945年冬天,史剑北回到史家原。之前,经杨济安介绍,史剑北也参加了“西情处”的地下工作。见到史乾,史剑北说:“这一次要送两位地下党负责干部去解放区,时间紧迫,任务重要,要绝对保证安全。”兄弟俩商量了两种办法:一种是利用上层关系掩护公开过炮楼,如果不行,那就用另一种办法,即扮作商人走。

阴历十月的一天,史乾跟随国民党同官县党部书记长陈子敬(地下党员)、黄堡镇公所保长冯明学来到耀县火车站。一列火车呼啸而来,车刚停稳,几位客人由史剑北陪着迎面走来。一见来人,史乾吃了一惊,这不是在西安与自己谈话的李先生吗?李先生真名叫王超北,是地下党负责人。另一位叫李茂堂,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负责人。经党中央批准,西安地下组织正式命名为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王超北、李茂堂二位分别被任命为“西情处”的正、副处长,他们这次去延安,就是向党中央汇报西安地下组织工作的。同行的还有一位小孩,是王超北二儿子田学新(即王乃宁),另一位是萧华杰,担任警卫。按照保密纪律要求,史乾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陈子敬安排他们先住进一家瓷器店里,后又接到耀县城里住。

由陈子敬出面接待,表面上是国民党下级接待上级,实际上则是掩护他们。王超北、李茂堂二位扮作生意人,带了许多香烟、糕点、糖果之类的东西。史乾扮作雇来赶牲口的脚夫。通过耀县正北桃曲坡炮楼时,陈子敬拿出自己的证件,指着王、李二位对哨兵说:“这两位是我的朋友,在西安做生意,要回家去,让他们过去。”哨兵看完证件,又看看随行人员,让大家顺利地通过了。

到了马栏,史乾把牲口驮子卸在地委院子里,找到汪锋同志,告诉他西安来了重要“客人”,汪锋同志立即跟着史乾来到马栏镇东头的苇子沟口迎接。一见面,大家互相问好,边走边谈,亲亲热热地进了地委院……

后来,史乾才知道,当年通过封锁线的四位青年是:樊学仁(即王同泰)、杨学义(即杨力平)、田学理(即王乃平,王超北同志的长子)、李学智(即李允平),那位妇女同志是李允平的母亲。

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曾一度占领延安,炮楼关卡对过往人员的盘查更严了,遇有特别任务不敢公开闯关卡时,半夜三更,就得秘密地从两个碉堡之间的山沟里偷着过去。

胡宗南军队占领了解放区很多地方,驻在柳林和马栏的党的机关也不断转移,即使闯过碉堡,还得到处寻找自己人,这给交通工作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一次,史乾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找到党的机关,见到赵伯平同志,交了材料,就问:“敌人在这一带搞清剿一年多,你们是怎样对付的呢?”赵伯平说:“这一带是拉锯战,同敌人在山沟里迂回周旋,我们有老百姓支持掩护,敌人像瞎子一样,处处扑空挨打。”他又说:“凡是被敌人暂时占领的地方,都有我们的游击队活动。”

又一次,刚交完材料,接待的同志关心地说:“老石,吃了饭你快点走,胡宗南的‘运输队’就要来了,机关正在组织人员到山上支援军队呢!”果然,在回来的路上,刚到柳林附近,史乾听见南边七里坡、柏树原上的枪声很紧,这时正好碰见边区贸易公司的张经理,正在招呼驮队往山沟里撤,他告诉史乾,敌军就在不远的南边。显然,不能继续往南走了,史乾跟随游击队一块上了山,当晚和游击队的同志住在一起。

关口难过,但还得想方设法过去啊!为了探路,史乾想用驮棉花去山区换盐换粮的办法试一试。棉花体积大,东西好隐藏。过去家里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史乾的侄儿史志民几次要过去换粮食,怕出差错,他一直没有答应。这次,史乾想让侄儿先驮上棉花试一次,看哨兵搜查不搜查棉花、怎样搜查,探好了,下次自己再亲自驮棉花带材料过去。不料,由于坏人告密,史志民赶上牲口,刚一出村,便被警察抓去,关进县城监狱里。尽管棉花包里什么也没搜出来,但在过堂提审时仍上了刑,史志民被打得死去活来,鲜血淋淋,惨不忍睹。国民党硬要史志民招认“私通八路军”,史乾从未向家里人流露过任何秘密,他们自然从史志民口里什么也得不到。史乾到处求人作保,重利借了大地主梁盈家二十万元,加上别处借的几万元,才把史志民赎了回来。事后,只好忍痛卖了十五亩地才把债还上。

试探没有成功,史乾只好将情报缝在布袜子筒的周围,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翻过深沟穿越封锁线,把情报送往边区。回来的路上,刚走到上安村时,他不幸从地坎上摔了下来,脚腕骨折,疼痛难忍。许多天后,虽然好转,却落下终生残疾,走路一拐一拐的。

家里地少了,自己也伤残了,上有老母,下有妻儿子侄,一家十几口,日子更艰难了。不久,史剑北从西安回来,知道家里的窘境,对史乾说:“这不是咱一家的困难,你看村里左邻右舍,能吃饱饭的有几家?再说,西安地下党的同志们,生活也十分艰苦啊!这次中央拨了一笔经费,能不能安全地带出来就靠你了。你的伤刚好不久,行吗?”

“行!用这伤残的脚也要踏平千里封锁线,一直走到胜利。”史乾坚定地回答。是的,剑北说得对,再难也要坚持啊!

到了边区,史乾见到赵伯平同志,晚上就住在他的窑洞里。赵伯平和其他同志一样也不脱衣服,抱着枪睡觉,他们随时准备战斗。可史乾一到马栏,就觉得到了绝对安全的地带了,总是睡得很香很甜,不是吗,有他们拿着枪睡在身旁保护自己呢!

第二天,赵伯平同志拿出金条、金耳环、金镯子等,对史乾说:“胡宗南的‘运输队’在这一带横行,路上千万小心!”同时交代史乾一个任务,为方便与敌人周旋,让他设法搞几张国民党的身份证。

史乾把金子用棉套子包好捆紧,塞进盐口袋带回家里。虽说安全过了封锁线,但要把它送到西安也不容易。为了对付沿路军警的搜查,史乾把这些金子烙在饼子里,做上记号,同其他烙饼混在一起。当地老百姓有个习惯,凡家人出一趟远门,备带的干粮就是饦饦馍,其实这是类似锅盔的一种烙饼,一般有碗口大,放上四五天都不容易变坏,既可以冷吃,也可以用开水泡着吃。在火车上、旅店中,老百姓都带这种干粮,不容易引起注意。史乾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把经费平安地带到了西安。

就这样,史乾拄着棍子,赶着牲口,坚持进出解放区,传送情报,护送干部,想办法为赵伯平同志搞到几张国民党身份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刘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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