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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故事—革命先烈刘林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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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林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为革命光荣牺牲的一位先烈,他又名景文、景仪,化名张庆云,1909年5月出生在耀县城西沮河岸边一个贫穷的村庄刘家河村(今铜川市新区正阳路街道办新城村)。父亲早年去世,母亲带着兄弟四人过着清贫艰难的生活。刘林圃自幼聪明好学,关心时事,忧国忧民。

刘林圃12岁在本乡石仁小学读书,后考入本县高小。16岁因参加学潮被迫停学,到油坊打工。1925年冬,他随一个旧军官到了河南,参加国民二军胡景翼部,任团部支书。北伐战争顺利发展时,旧军阀唐生智率部起义,在长沙办了一所黄埔军校湖南分校,刘林圃闻讯后十分高兴,遂考入该校学习。学习期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希望所在,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又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刘林圃为了追求真理救国救民,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又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还自学英、俄两门外语。他在北平入党时就誓言:“为自己的信仰奋战到底。”

大革命失败后,刘林圃辗转于唐山、天津、北平一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努力传播革命思想,秘密开展工运和兵运工作。刘林圃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期间认识了令他仰慕的、后来成为西北红军和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的谢子长同志。1930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军委书记,不久被捕入狱,宁死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同年秋,经友人营救获释,出狱后,回到家乡耀县,经张仲良、杨再泉介绍并经上级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安排在家乡秘密开展农民运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大敌当前,蒋介石为了“剿共”,对侵略者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的方针和政策,使东北三省数千万骨肉同胞迅即沦入水深火热之中。刘林圃对此极为愤慨,他于事变发生后的当月写下一篇《满洲问题与中国》的政论文章,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明了发生侵略战争的根源,提出了解救满洲、解救中国的途径。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世界走入一个创伤的劫运,一切都在错综的矛盾过程中发展着。‘帝国主义’要竞争市场,竞争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之来源。这两种竞争对象之取得,便是广大的殖民地之占有。……他们要分割地球表面的殖民地,能够维持某种状态之平衡或者想得到某种状态之结束,便只有诉诸战争。”“我们不希望仁慈的上帝来救我们……我们认为日内瓦是分赃厅、是屠宰场、是俎台、是鱼市。我们只有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相信中国民族自己可以胜利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拿自己的力量寻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时,只有22岁的刘林圃已能用马列主义观察国际形势,并有了坚定的主见。这些论点至今读起来仍然令人感到十分精辟。这篇文章是刘林圃在信息不灵的乡村完成的。可惜这篇文章未最后完成他就又忙于更紧迫的工作,因此他当时未将文章呈交组织,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他的亲属将遗稿呈交陕西省委,现今珍藏在陕西省档案馆。这件珍品是反映刘林圃革命意志的重要遗物。

刘林圃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爱憎分明、思想敏锐、勤于用脑,敢于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刘林圃对西北地区红军游击队的建设十分关心。1931年,南梁游击支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在南梁堡会师后,于当年11月7日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这是我党领导的一支独立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后来转战陕甘广大地区,为而后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基础。1932年1月,刘林圃通过一位同学的关系到甘肃省正宁县三甲原西北反帝同盟军驻地走了一趟,住了几天,他敏锐地发现了这支年轻的革命部队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他从三甲原回到耀县之后立即向陕西省委写了一份《意见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他在《意见书》中写道: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番号称谓有些灰色,旗帜不鲜明,不能更有效地吸引广大贫苦民众参加革命队伍,因此他建议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林圃在这个《意见书》中还指出:这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都比较薄弱,建议予以加强。1932年农历正月三十,陕西省委书记杜衡(1933年7月被捕叛党)来到石仁庙小学,说:刘林圃的《意见书》写得很好,省委研究完全同意他的建议,现已议定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将采取措施加强这支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杜衡提出要把刘林圃调到省委任秘书长。刘林圃准备了行装,第二天就到西安陕西省委工作了。当时在王明路线严重干扰、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刘林圃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向上级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他这种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他的《意见书》对加强这支部队的建设是有所裨益的。

1932年春,陕西省地下党组织决定,要在国民党杨虎城部警三旅二团一营发动兵变,兵变后将部队带到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合,壮大红军力量。1932年4月1日,省委派刘林圃领导和指挥这次兵变。

刘林圃到部队时,适逢一营即将由凤县、两当向徽县、成县一带调防。为了隐蔽起见,将刘林圃预先安置到双石铺北面小山上一个庙内住持道长处住宿,由他负责摸清兵变以后的行军路线。在部队移防行军开始时,提前派人通知刘林圃,由他在双石铺街道等候。在部队经过时随机混入行列,以便进行具体领导。当部队行军到两当县宿营后,刘林圃和营党委决定,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兵变问题。营党委会议开始以后,党委书记习仲勋同志简要向大家说明,省委特派老刘同志前来领导兵变。接着刘林圃传达了省委的决定,讲述了全国的革命形势。他说,我们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一、二、三次军事围剿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陕北工农红军不断得到壮大和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后继续向华北扩大侵略,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国内政治形势十分有利于革命的发展。他还分析了发动这次兵变的有利条件:一是部队中党的力量较强;二是敌军内部官兵矛盾尖锐,军官克扣军饷,士兵生活甚苦;三是一营士兵不愿远离家乡向徽县、成县一带转移等。他的富有说服力的讲话,给当时参会的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林圃贯彻省委决定,不仅思想明确,态度坚决,而且善于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在讨论如何举行兵变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要当晚在两当举行;一种意见认为等一营调防到徽县、成县后再搞,一时定不下来。刘林圃反复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分析了当时的具体情况,认为去微县、成县以后,部队距敌团部很近,举行兵变的困难可能增大,再说到了那里,距陕北更远了,兵变后部队北进更加不利、于是他做出决断,就在当晚于两当县城举行兵变,并部署了具体的行动计划,指定了各连临时负责人,分配具体任务,确定了对敌军官的不同政策。散会后立即开始行动。经过一段战斗,已到鸡叫时分,刘林圃又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简单说明了有关情况,决定不再耽延时间,把三个连的士兵集合起来,很快拉出两当县城。这一行动搞得干脆利索,除打死两名反动军官,士兵无一伤亡,拉出的三个连有两百人左右,胜利地实现了省委决定举行兵变的第一步任务。

第二天上午,部队行军到太阳寺,宿营吃饭,营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成立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任命许天洁为支队长,刘林圃为政委,习仲勋为队委书记,并指令吕建人、高祥生、左文辉为一、二、三连连长。会议还决定由刘林圃给全体官兵讲话,以鼓舞士气。刘林圃给大家讲了形势、任务和纪律,他说,我们不是土匪而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要去陕北当红军,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已编为红军游击队,大家要守纪律,不要拿老百姓的东西,不要打骂群众,不要侮辱妇女,这样才能打胜仗。他还代表党组织宣布了部队番号和人员任命名单。他的讲话鼓舞了士气,部队情绪万分高涨。刘林圃和党委领导的这次整编,使广大士兵初步知道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大家表示,要战胜一切困难,去陕北当红军,做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这就为北上途中数次战斗中克敌制胜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和思想基础。

部队经太阳寺整编之后,立即北进。行军途中,多次遇到敌伪民团的阻挡。不打垮或消灭他们,部队就不能前进。部队沿路经过的地方主要有香泉、赤沙、通洞、高崖、花花庙和页岭等地,经历大小战斗六七次之多。这些战斗实际上都是刘林圃指挥的。他是黄埔军校湖南分校的学生,懂得作战指挥,又曾当过兵,有一定的实战经验。例如在通过香泉时,地方民团占据着山头,控制了通道。部队打了半天,打不垮敌人。刘林圃认真地观察了地形,决定派小部兵力迂回到敌人背后,抢占山头、敌人两面被攻,军心动摇,很快逃之夭夭,我军顺利通过香泉。战斗中,刘林圃不但和干部一道指挥,而且和大家并肩作战。他指挥战斗机智灵活,善于动脑子,给大家讲了不少办法,强调要尽量避开敌人,少打仗,节约子弹,加速向泾河以北进军。大家都称赞他是一位有胆识的年轻指挥员。

有一次,部队将要行经千阳县高崖镇之前,大家了解到镇上驻有民团武装,为了通过高崖,刘林圃提出采取奔袭的办法,于是就在一个夜间袭击了高崖民团。虽未全歼敌人,却占领了镇子,并有少量缴获。当部队行经到页岭时,被敌正规军截住前进道路,经过半天战斗,仍未击退敌人,这就不能再按原计划的路线前进了。经过讨论,决定绕道前进至麟游的岳御寺,休整部队,准备一举胜利越过西兰公路和泾河,与陕北游击队会合。

但是由于起义部队缺少有利的群众基础,又无红军游击队的配合,加上征途地形复杂,连遭敌人的阻截,这支部队终在弹尽粮绝、极度疲困的不利形势下同在麟游山区的王结子股匪的遭遇战斗中被打散。举行这次“兵变”正值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在对形势分析、敌情估量和具体组织准备工作诸方面都存在不少失误,因而失败了。但它在当时对唤起陕甘地区民众的觉醒,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刘林圃在进行“兵变”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勇敢、机智、顽强、坚决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战友们树立了楷模。据习仲勋、吕剑人等同志说,在起义部队进发途中接敌时,刘林圃总是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沉着果断地指挥战斗,就是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他还是谈笑风生,鼓励战友们英勇杀敌。

起义失败后,1932年9月23日,刘林圃回到西安,继续在省委军委进行秘密工作。1932年农历八月的一天,他到北大街教育馆前的阅报栏旁聚精会神地看当天的报纸,突然被曾参加过两当兵变的原一连副班长马腾云(后逃到敌特务团当班长)发现(由于刘林圃在兵变前后曾给战士们讲过几次话,人们都认识),他如获至宝地将刘林圃扭送到团部,随即转押到敌军法处。敌人审问时,刘林圃说自己姓张,叫张庆云,是山东人,拒不承认领导两当兵变一事。敌人用残酷的刑法折磨他,要他完全按照叛徒马腾云的证词“认罪”,但他始终没有屈服。

由于敌人不知道刘林圃的真名实姓,在审讯刘林圃时弄得敌人狼狈不堪。刘林圃在敌人的软硬兼施、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他浩气凛然道:“就是油煎火烤也没什么了不起!”敌人威逼利诱,让他指认狱中的共产党人,他断然拒绝,还书写诗句激励难友们坚持斗争。

9月26日,刘林圃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山东首匪张庆云”的名义押赴西安市习武园蓄谋杀害,行进途中,他向群众郑重声明:“我叫刘林圃!我不是山东土匪,张庆云是我的化名,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陕西耀县城外刘家河人!”他还说:“街上如果有耀县人,请给我家人捎话,来西安搬尸!”在敌人屠刀面前,他毫无惧色,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西北青年联合起来”等革命口号。沿途群众挥涕拭泪,赞叹不已,说他真是条硬汉子。他虽然被杀害了,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刘林圃就义后,中共陕西省委委派汪锋等人前来吊唁;省委又派张仲良给他的家中送去几斗米钱,以示抚恤;刘志丹同志在他牺牲一周年时题词:“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给予高度的赞誉。(程亚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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